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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因为文件中含有严重的指控。”

    “对谁不利?”

    “这是机密。我有权拒绝回答，很抱歉。”

    “是公司吗?还是个人?”

    “一样。我拒绝回答。”

    “文件共有多少页，你记得吗?”

    “十五页，二十页，还有个附注之类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有没有相片、插图、物证之类的东西?”

    “涉及机密，拒绝回答。”

    “有没有录音带?磁盘――告白、陈述的录音?”

    “拒绝回答。”汪涵双干脆连原因都省了。

    “你把文件送给哪位副部长?”

    “拒绝回答。”

    “这里有没有留副本?”

    “我们的政策是这里敏感数据放得越少越好。”

    “你自己有没有留副本?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文件是打印的吗?”

    “谁打的?”

    “文件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?”

    “打印的。”

    “谁打的?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打字机专家。”

    “是电子打印机，还是文字处理机?或是计算机?你记不记得是什么样的打印稿?字体呢?”

    汪涵双对他很不悦地耸耸肩，接近粗暴的地步。

    “比方说，不是宋体字吧?”唐天宝并不打算放过汪涵双。

    “不是。”

    “计算机打字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这么说来，你的确是记得了。附件也是打印的吗?”

    “大概吧。”

    “同一种字体?”

    “大概吧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大约是十五到二十页，是极为普通的计算机打的黑体字。谢谢你。南京方面有没有给你回音?”

    “最后有。”

    “内容是?”

    “不需要采取行动。”

    “有没有说明理由?”还是唐天宝在问话，问题丢出来有如出拳，直击汪涵双的痛处。

    “文件中所谓的证据具有宣传意味，为此进行任何询问皆徒劳无益，将使我国与地主国产生嫌隙。”最重要的内容，汪涵双根本不说，他知道国家并不会为了一个人的生死而恶化两国的关系。

    政治首先是讲的利益，只要值得，下属的牺牲并非不能容忍。

    “这个答复，不采取行动，你有没有告诉过你的妻子?”

    “有，但没有说得这么详细。”

    “你到底跟她怎么说的?”金莉妍问，她已经关掉录音机，正将笔记簿装回包包里，“这么说，什么样的谎言对她来说比较能接受，长官?以你的判断?”

    “南京方面正在调查，正在采取准备措施。”汪涵双回忆着当初的话，如实而答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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